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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开放初期之所见所闻

2018.07.24 王伟祥 舟山日报
    普陀山寺院开放了!

  1980年暑假,我从杭州放假回到岱山,听到普陀山开放的消息,当即相约几个同学到普陀山旅游。从此,因工作或旅游原因,先后竟有数十次登上海天佛国,对山上的自然景观、佛教文化和社会活动,留下美好印象,至今记忆犹深。当然,最难忘的莫过于整修开放初期的所见所闻。

  第一次上普陀山,我是从短姑道头码头登岸,走过一段砂石公路,再沿着一条山坡小路往北而行。这是一条用小块石铺就的古道,是历史上有名的华庄严路,直通普济寺。几百年来,在这条古道上,进山修行的僧人走过,朝山礼佛的香客行过,无数莅临佛国的文人墨客路过。那一日,我们3个小青年步履轻松,踏歌而行。来到莲花池前,只见普济寺边门半开半掩。抬脚进寺,竟不见一个和尚师傅的影踪。宽敞的圆通殿内也没有一尊观音像。这与不久前,我在杭州灵隐寺所见的热闹景况,有着天壤之别。开放后的灵隐寺,门庭若市,香火旺盛。此时,普济寺,却只有一个老年人坐在大殿门边,悠闲地乘着阴凉,守着空荡荡的寺庙。寺内堆放着一些木条、板壁一类的杂物。仿佛有人刚从寺院内搬家出去。

  寺前的横街上,铺路的青石板高低错落,有些石板缝隙里长出青青的小草,令人想起一句顺口溜,“聪明的脑袋不长毛,热闹的街道不长草。 ”显然,寺院尚处冷寂萧条状态。莲花池里,长着几丛莲荷,池水平静无波,泛着片片绿藻。

  翻开尘封的历史文献,普陀山整修开放之初的故事渐渐展示。那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轨迹。 1979年1月16日,舟山行政公署向原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送了一份关于《要求修复普陀山并对外开放的请示》,希望通过整修开放,保护历史文物,发展旅游业,争取更多外汇。设想本着先易后难,先重点后一般,长规划短安排,边修复、边开放,争取在年内集中力量修复三大寺的危旧殿院和寺庙佛像。

  万事开头难。普陀山若想整修开放,首先面临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物资和人力问题。舟山行署,是省派出机构,缺钱少人。山上寺院开放,开展佛事,接待香客,需要众多僧人。可此时,全山只有30多个年迈体弱的僧尼,居住梅福庵,颐养天年。为此,请示要求:“省宗教局帮助调剂一部分和尚或者招收一部分年轻和尚。必要的活动经费和生活经费,先由国家给予一定补助,待今后开展宗教活动有了收入,再自行解决。 ”同时,要求省先拨给修建资金120万元,解决一部分木材、钢筋、水泥等物资。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4月中旬,普陀山获准开放的消息,从行署大院流传开来。省里同意舟山建立普陀山管理机构,有重点地逐步整修普陀山,并对内对外开放。但因省机动财力不可能另外拔款,要求行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保护文物抢救危房的工作。同时,指示现由部队使用的寺院和寺院财产,可以根据整修开放需要,与当地驻军领导机关协商,分批归还地方统一管理使用。至于调派和尚一事,省里只字未提。

  接到批文,舟山行署当月决定,成立普陀山管理局,归属行署领导。普陀山管理局与普陀山公社,实行统一领导,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管理局成立伊始,迅速决定,招请高僧上山。当得知曾在普陀山出家的妙善、悟道,还在余姚芦山寺居住后,遂于7月30日,发函给原余姚县革委会,请求商调两位和尚回普陀山。余姚方面很支持,很快回函同意商调。并指点商调路径:“具体调动事宜,请你区行署与我区行署联系。 ”9月20日,舟山地区行署发函给当时的宁波地区行署,请求商调两位和尚师傅。不久,两出家人,带着简单行装,重返普陀山。同时,还有几位和尚从各地陆续应招上山,参与普陀山的整修和开放活动。也许,这是舟山历史上第一次大量引进特殊人才的重大举措。历史也证明,这些宗教界人才确实不负厚望。

  那次上普陀山,我与高中同学杨永岳、周卫国,漫无目的游走在前寺周边的破旧寺院间,没有遇见其他游人,碰到的都是以寺院当民居的当地渔农民。在莲花池的石桥上,百步沙的礁石边,我们拍下了几幅照片。照片上显示的时间是1980年8月18日。

  此时,妙善和尚重返普陀山已一年了,正带领僧人工匠,对寺院进行整修维护,为佛像重塑金身,以重新点旺冷寂多年的观音大士道场香火。

  普陀山,早期的整修和开放,一直受到省领导的关怀和牵挂。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陈安羽同志。1978年秋,时任浙江省建委主任的陈安羽,由行署领导陪同抵山,为普陀山修复开放一事进行调研。离开舟山时,他叮嘱行署领导,抓紧做好整修开放的前期准备。 1983年8月,他再次到舟山调研。对舟山地委和行署的领导说,要把普陀山的性质定下来,就用两句话“佛教名山,旅游胜地”。他建议搞一个总体规划,报省政府或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就具有法律性质。他还说前寺是清朝修的,就多搞点清朝风格的建筑。后寺是明朝的,就搞点明朝建筑群。他认为,普陀山不是军事基地,地方要统一管起来。

  1983年10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电话通知浙江省政府,称国务院和总参谋部同意舟山地区的普陀山和沈家门两地,作为乙类地区对外开放。这是普陀山于前一年被列入全国44个重点风景名胜区后,对外开放获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 1985年5月,普陀山正式获准对外国人开放。次年5月,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文通知,普济寺、法雨寺和慧济寺等20处普陀山寺庵,归还普陀山佛协管理。其他几处需要归还的寺院,也要尽快列出名单,并同佛协协商,确定归还期限,逐一落实。

  因资金缺乏,迁入房源建设缓慢,还有个别住户不愿搬迁等问题,划为开放的个别寺院,曾一度出现腾退迟缓的情况。此事,引起省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1987年6月初,时任省政协主席王家扬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羽、王裕民等同志,专程到普陀山现场办公、协调落实宗教政策问题。

  协调会上,王家扬对王守明、姚德隆和康明道等几位舟山地方领导说,现在各方对普陀山都很关心,特别是北京来的领导到过舟山后,回杭时都跟我谈起,叮嘱要搞好普陀山的整修和开放。近年来,地委行署对普陀山建设是积极的。现在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落实有关宗教政策,加快寺院腾退工作。对一些居住户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个别钉子户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杨枝庵等涉及省部属单位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做工作。省里同意开放的寺院要争取在十三大前落实好。王裕民说,姚德隆局长来普陀山,我们交换过意见,就是想把普陀山整修开放搞好。这几年的发展很快,出乎我们意料。协调会在听取行署同志的汇报后,针对面临的问题,共商推进工作的对策。陈安羽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大家在有生之年为普陀山多做点工作吧! ”

  这次协调会记录,珍藏在舟山档案馆中,与会的有些老领导已经作古,但他们留下的话语,仍能温暖阅读者的心田。让后人透过这些微微泛黄的纸张,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这些前辈期盼普陀山加快整修开放的急切心情,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担当精神,关怀海岛热爱乡土的真挚情怀。

  随着普陀山整修开放,来山旅游礼佛的游客逐年增长,渐渐带动了山上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几年后,居民自发创业形成热潮。因受利益驱使,许多居民不顾景容景貌,也不管规划要求,纷纷乱搭乱建,乱设摊亭摊位,一度出现无序发展、野蛮经营这类“发展中的问题”。一些省市机关所属单位占用的寺院,也改为旅馆,从事经营活动。一些寺院和居住区出现环境卫生差,乱倒垃圾,放养鸡鸭,殴斗事件多,社会秩序乱等现象。

  景区脏乱差问题,特别是一些摊贩的哄骗欺客现象引起游客大量投诉,对景区管理提出尖锐批评。 1987年9月的一天,一位江苏无锡游客因在景点购物引发纠纷,遭遇摊贩殴打,向时任浙江省省长薛驹写信反映。称景区内的个体户,法制观念全无,道德品质恶劣,与普陀山的美名悬殊太甚,吁请省长敦促有关部门管一管。游客的批评意见,成为管理局整顿景区秩序、改善市场环境的有力鞭策和推动力。

  为消除景区各种不文明现象,市政府曾多次派工作组到普陀山,协助管理局开展治理整顿。

  1989年2月,时任市长彭国镇在普陀山召集管理局负责同志听取前期整顿治理工作情况。随后,彭国镇与姚德隆召集管理局和市城建、交通、公安、工商等部门负责同志,研究部署普陀山整治工作。当月,全面清理山上工棚,整顿个体摊亭,取缔无证经营,逐步做到摊亭式样规范化。尔后,对全山个体摊亭纳入公共场所管理,引导教育经营户守法经营、文明经商。同时,严肃处理了一批违章建筑。

  同年年底,彭国镇再次到普陀山调研整治情况,要求管理局和镇政府继续做好风景区的治理工作,重点放在环境卫生、服务态度改善和违章建筑的处理上。他还鼓励管理局,依靠群众力量,管理好景区,使普陀山成为一个文明山。

  经过几年不懈的治理整顿,景区面貌逐渐转好,社会秩序明显向善。

  在景区治理整顿期间,我曾跟随时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朱松年同志,多次上普陀山,参与景区基建项目和佛协的协调工作。

  1990年6月5日,我随朱松年到普陀山,察看息耒小庄二期工程建设、景点卫生和交通秩序情况。妙善法师知道后,不顾年老体弱,拄着一根拐杖,穿着一件黄色旧僧袍,在前寺门外等候。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妙善法师。当时许多人都称他大和尚。

  1979年妙善和尚重返普陀山时,已年逾古稀,是当时被招回普陀山的僧侣中年岁较长、身份最高的一位。 1980年3月,普陀山佛教协会恢复,妙善法师被众僧尼推为会长,肩负起主持修复普陀山寺院的重任。“文革”10年,佛国遭遇劫难,当妙善重返山上,眼前所见的是一片遭受严重破坏的景象,全山1.7万余尊佛像和数万件佛器被毁或失散,只剩下一尊佛像头,普陀山失去了昔日佛教名山的风采。

  为重振普陀山盛名,他不顾年事已高,风尘仆仆,常年奔走在全山各个寺院修建工地,事无巨细,精虑亲为,以他丰富的文化知识和佛教学养,指导施工人员,修葺几近危房或改作民居的寺院,以恢复寺庙历史原貌。他被陈安羽称赞为有知识的僧人,堪当方丈大任。经过整整10年努力,政府批准的普济、法雨、慧济等18处对外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基本修复,各种佛事活动恢复正常。 1989年农历九月十九香会期,是普陀山寺庵修复开放10周年的日子,普陀山佛教协会举行盛大的“寺庵修复、佛像开光”典礼,千年佛国终于重放异彩。同天,妙善被众僧尼推为普陀山全山方丈,成为普陀山佛教史上第一位全山方丈。

  那天,妙善尽管步履蹒跚,仍坚持要陪朱松年到普济寺后门,察看一条道路施工现场。这是佛协与另一家单位商量共同出资建设的项目。随后,赴杨枝庵,踏勘这个刚由省商业系统单位腾退的寺院现场,简述了修复杨枝庵的方案。最后,他同我们一道来到息耒小庄二期工地现场。

  普陀山息耒小庄,是普陀山开放之初建设的第一家高档宾馆。从1987年开始第二期施工,建筑格局与前寺景区建筑及自然基本协调。妙善对此建筑施工极其关注,多次前往现场,建议建筑主体不能过高,尽可能减少对普济寺等寺院观瞻的影响。为此,他还向各方发信,甚至向省市政府呼吁。由于他的呼吁和坚持,最后经各方协商,修改建筑设计方案,由省政府办公厅发文确定。鉴于该工程紧靠古刹普济寺,建筑高度实行严格控制。宾馆最高点从原设计16.4米,降到14.4米,建筑地面也作降高处理。该文件还强调,凡在普陀山建设的任何建筑都必须按照普陀山总体规划要求实施,切实保障海天佛国、名胜古迹的协调和完整。

  当朱松年问妙善为何想到发呼吁书时,这位已届八旬的老人,望了望大家,露出童真般的微笑。“我心一急,就向各方面发信呼吁。没有考虑很多,只急着想谁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那时,妙善是省政协委员,每当普陀山遇到难事,常习惯于向省政协递交提案,请求省里解决。

  如今,息耒小庄宾馆,紧挨景区佛教建筑,在高大的古樟树掩映下,与景区和谐地融为一体。

  那次到普陀山,我们住在息耒院。第二天一早外出,就见时任管理局局长的夏夫根同志,坐在莲花池旁边的长石凳上。互相问候后,夏夫根说已经在前寺景区巡视了一遍,“看看有没有乱摆摊,乱倒垃圾,乱搭建。这个时候,人少易发现问题。”当年,普陀山建立了局长巡山制度,有效阻止了违建乱摆现象的重复产生。

  经过10余年的修复开放,海天佛国实现了美丽蝶变,山名重扬,佛事繁荣。每年,登山的码头上不仅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还有跨洋入境的海外远行者。如何探索建立一套科学高效的风景区管理机制,一直是摆在市地决策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1991年9月2日,刚到市政府任常务副市长的夏阿国,来到普陀山佛协,协调解决个别尚未收回的寺院,增加开放更多寺院,修复多宝塔等景点的问题。

  夏阿国与妙善、王德明等佛协成员交谈时,说普陀山是舟山的窗口,中央领导来普陀山时,曾讲普陀山不单单是舟山的,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我们管好,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建设好、管理好普陀山是两大问题。建设上,有了总体规划,可以依规划实施。普陀山发展方向不能唯佛教,还要有自然风光衬托,所以国务院批准的规划中,包括了朱家尖一部分。普陀山环境容量有限,加快建设朱家尖目的是为减轻普陀山的压力。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佛协也可有所作为。夏阿国以擅于战略谋划的思路,向大家展示未来的发展愿景。我们要加快朱家尖建设,如果朱家尖、东港开发了,普陀山也就衬托出来,构成为旅游金三角。为使普陀山管理有更切实有效的措施,市里除赋予管理局一级财政外,正报省审批《普陀山风景区管理条例》,以使普陀山风景区走上依法管理的道路,成为安全山、文明山、卫生山。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普陀山早期整修开放,正是乘改革开放的春风,经过决策者的精心谋划,努力探索,在众多景区寺院管理者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中,携手社会各方,齐心协力,一步步走上科学规划、合理建设、依法管理的道路,逐渐形成具有普陀山特色的风景区管理机制。

    岁月如流,转眼四十载。令人欣慰的是,今天普陀山已成为一处令无数游客行前向往,游中沉醉,返家后愿重游的旅游胜地,正带动着舟山旅游业向全域旅游格局发展。每当重游山上时,我常与亲友们讲述普陀山开放早期的所见所闻,也许这些见闻将会长存亲友们的记忆中。